2025年3月28日14时20分，缅甸境内发生7.9级地震，成为全球最强震。当地时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缅甸地震升级为“第三级别紧急情况”，也是该机构设定的最高级别。

　　中国第一个宣布对缅提供紧急援助，并在震区搭建起安置中心，中方30多支救援队、600多名救援队员赴缅施救，并向缅提供多批紧急救援物资。在救灾领域投入近20年的从业者郝南也参与了这次救灾，为救援队制作路书，传递联合国救援平台信息，制作灾情简报和地图，标注核实人员埋压点位信息，统计救援队伍情况等。

　　汶川地震发生后，郝南请假奔赴灾区，与众多志愿者一起参与救灾。在这场救灾经历中，郝南发现，由于救灾信息偏差、资源无法匹配等问题，救援工作开展艰难。救灾结束后，他决定留在成都，开始利用互联网为前线救援人员提供信息支持。

　　又过了几年，郝南辞去工作，全职投入救灾公益事业。他创办了卓明地震信息援助小组（现名“卓明信援”志愿团队），致力于重大自然灾害的灾情信息管理，带领团队参与国内外两百多次重大突发灾害的民间救灾工作，为灾害救援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协调支持。

　　微雨的清晨，郝南在苏州的咖啡馆里，与着陆TouchBase聊起了这些年来的救灾经历和思考。以下是采访实录。

　　着陆TouchBase：你曾说“想修补世界的裂缝”，这种使命感从何而来？

　　郝南：汶川地震时，我加入志愿服务，发现信息不对称导致灾区资源随机对接，很多物资被浪费。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不停地跟在灾区各地跑的人打电话、对接物资和需求，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各种物资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甚至在仓库里堆积如山，急需物资的人却不知道去哪能找到。后来很多地方开始收到他们并不那么需要的物资，他们需要的却被发到了别的地方。这种资源错配的现象让我们感到无比遗憾。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前按照需求和资源的匹配性来分门别类的准备好，却总是等到问题开始堆积了才去解决？

　　我开始意识到，救灾不仅仅是体力活，更是一场信息战和系统战。救灾不是简单的物资输送，而是系统性修复世界裂缝的过程。

　　事实上，救灾应当首先考虑本地和临近县市的物资库存，等待外地捐赠运输的时间太长，赶不上灾区的应急需求。于是一个想法诞生了：如果能有一个系统，把需求和资源精准对接，那该多好。要实现这个想法，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在后来一次次参与救灾的过程中，我不断尝试新的方法。通过建立需求库和资源库，让救援物资的分配更加精准。后来全职投入公益，这种使命感就成了我的职业信仰。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团队的努力，推动整个体系的改进。我开始学习灾害管理、建筑结构、物流调度、数据分析等知识，尝试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救灾中的问题。我逐渐明白，救灾不仅仅是发放物资的事情，更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现在再回头看，汶川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从一个普通的牙医变成了一个全职公益人。它让我看到了世界的裂缝，也让我明白了修补这些裂缝的重要性。

　　着陆TouchBase：有人认为，灾难发生时，救灾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救灾的专业素质、且管理混乱，这个现象如何理解？

　　郝南:在救灾领域，关键岗位的专业能力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痛点。我亲身经历的许多案例中，缺少专业指导的行为容易导致看起来在帮忙，但整体效率会因此降低。

　　汶川地震是我进入救灾领域的起点。当时，我和许多志愿者一样，怀揣着一腔热血赶赴灾区。然而，当我们真正到达四川后，才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在北京通过电话和零散消息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带着满腔热情，却因为缺乏系统培训和专业指导，只能在混乱中摸索前行。对接资源像“瞎猫撞死耗子”一样。需求很大，资源很多，信息不对称很严重，才能做成一些事。事后回顾，其实有很多效率更高的做法。那种信息真空下的盲目行动，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救灾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而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系统化的复杂工程。

　　那时的物资管理问题让人尤其印象深刻。大量捐赠物资涌入灾区，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物流管理和需求评估体系，仓库管理陷入混乱。负责出入库的也都是志愿者，他们在难以核实捐赠物资来源去向的情况下接受和分发物资。甚至有心急的爱心团队的志愿者，开着卡车直接闯入仓库区域，拿着棍子不顾阻拦强行进仓库抢物资。

　　即便有些机构在救灾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各方面都捉襟见肘。业务近年反而有一些缩减，也越来越少有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职业中来。在一些超过常规的灾害中，自发的志愿者和团体仍然需要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如何引导他们更有序的参与、更有效率的弥补灾后需求的缺口，是一件很必要但现在还没人做的事。

　　着陆TouchBase：卓明信援如何破解“救援扎堆”与“需求盲区”的悖论？

　　郝南：我在全职投入这个行业后，总结出一个规律，即投入救助灾害的资源往往并非和需求成正比。

　　逐个途径追踪资源背后的机制，它们大都是由于关注度而产生。捐赠者大部分是与这个地方关系密切的人，无论捐赠者出于何种心态，只有足够的传播属性才有可能动员足够的资源。

　　在如今信息过剩的时代，信息密度太大形成了传播阻力，反倒导致信息无法传出。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中，每当触发舆情情绪爆点后，公众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常常导致真正受灾的地方被忽略。

　　所以，在救灾信息传播系统中，理想情况下，需要更系统、理性的表达和传递需求。如果老老实实挨个统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每个人的需求也或有不同，统计周期拉得太长，再加上物资援运的时间，无法保证救灾的及时性。

　　基于此，我们需要了解需求的起止点。正常的生活供应中断就会出现需求，我们可以将它看作起点，正常的市场供应恢复时即为终点。那么，什么时候是物资供应的充足节点？

　　从受灾者的角度讲，灾后物资需求有几种状态，第一种是仍有储备量，第二种是可以购买得到，第三种是买不到但可以从邻里补充到，当社区范围内能借的社会关系都用光了，这就是绝对匮乏的开始。在不同的灾害中，对于不同的物资类别，这个时间节点不一样。

　　正常的市场物流基本上与援助同步恢复。除非这段时间交通资源特别紧张，所有交通资源都用来运送紧急应急物资。正常的商业物流被卡断或者管制不允许进入，市场就无法恢复。

　　众所周知，我国基建完善，市场物流一般都会在一周内部分恢复。在重大灾害中，道路交通资源损毁特别严重或者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恢复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着陆TouchBase：在理想的救灾信息系统中，应当如何科学地表达需求？

　　郝南：物资需求表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常规物资整体的种类和数量，另一方面是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表达需求，需要了解受灾群众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体需求状况，并转换为物资需求的类别和数量。而需求缺口数据则需要与一线各个相关方不断保持沟通，按照救灾执行情况不断进行反馈校正。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受灾地区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个性化物资种类。同样缺少食物，但他们的食物种类需求可能各地不同。因此，Bwin必赢平台救灾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调研当地各方面信息，想办法了解他们被灾害中断了的正常生活需求，并力求反应在物资计划中。

　　着陆TouchBase：目前，卓明信息服务在灾难发生后，具体的工作方法论是怎样的？

　　郝南：我们的工作方法论核心在于精准评估需求，系统整合资源。针对解决的问题是由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的带来的矛盾，处理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建立动态的需求感知机制和多维的执行资源匹配模型。

　　首先，我们通过颗粒度分层评估破解信息不对称。灾害初期，优先建立“社区——乡镇——县级”的需求颗粒度模型，将灾情要素拆解为致灾因子（如地震烈度、暴雨降水量分布等）、承灾体和环境（当地人口、经济、建筑类型等）、灾害影响（如建筑损毁率、人口流动性）、需求和行动（物资供给和救援力量等）等5大类核心指标。

　　比如，在积石山地震中，我们曾通过卫星地图数出震中附近每个村子房屋的大致数量，结合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需紧急安置的户数，再通过线性计算方法，换算成帐篷、床、瓶装水、食品等物资的整体预估需求量。这种基于物理量的定量评估，避免了传统“按需捐赠”的模糊性，确保资源投放的科学性。

　　其次，我们采用执行资源逆向推演解决“资源扎堆”问题。通过构建“需求——执行——反馈”的闭环模型，将每笔物资的流转成本（如电话沟通时长、运输距离、装卸人力时间等）量化为执行人力资源需求。

　　再次，我们建立需求盲区预警机制。通过分析历史灾害数据，识别需求盲区的典型特征，及时提供援助，避免了需求盲区的扩大。

　　郝南：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专业和普遍性的平衡问题。专业化的公益组织在救灾中非常重要，他们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快速响应，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执行效率低下的问题。

　　但专业的公益组织也有局限性。他们有时候太注重系统性和规范性，导致在灾害初期，响应速度可能不够快。这时候，志愿者的热情和灵活性能够弥补专业组织的不足，尤其是在资源匮乏或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志愿者能够迅速动员，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快速筹集和分发物资，这种自发性和灵活性是专业组织难以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如何结合二者的优点，同时避免二者差异导致的资源错配和执行效率低下。专业组织和志愿者都在争夺有限的执行资源，比如人力、时间和物资。这种竞争可能导致执行瓶颈，影响整体救灾效果。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能平衡专业性和广泛参与的机制。首先，得明确角色分工。专业组织应该专注于核心任务，比如需求评估和资源整合，而志愿者可以负责执行和社区动员。其次，建立沟通机制。通过信息共享和协调平台，确保专业组织和志愿者之间能高效协作。最后，设计包容性项目。充分考虑志愿者的参与方式，确保他们的热情和灵活性能够与专业组织的系统性相结合。

　　郝南：在救灾领域，我所理解的“灾害法医学”是一种系统性、科学化的灾害分析方法，它借鉴了法医学中对事件因果关系的精准追溯与量化分析，将灾害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通过解构灾害发生、发展及影响的全过程，揭示灾害损失的内在机制，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救援与重建策略。

　　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像法医剖析死亡原因一样，深入灾害现场，追踪每一个关键变量，从建筑损毁到人员伤亡，从物资需求到社会响应，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灾害影响模型。它的本质是将灾害风险、建筑力学、信息管理、物流管理等垂直领域知识，通过分析找到可以干预灾害影响过程的作用点位，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极大提高救灾效率。

　　在实际救灾中，灾害法医学的应用首先体现在对灾害损失的精准评估上。以地震为例，我需要快速判断地震烈度与建筑结构的交互作用，通过分析地表加速度、房屋类型（如砖混、钢结构）、人员作息等因素，推算出房屋倒塌率与人员伤亡概率。

　　其次，灾害法医学强调对灾害影响的动态追踪，通过对灾害时间维度的把握，我们能够优化救灾资源配置，避免物资浪费。

　　更重要的是，房屋倒塌、道路损毁这样的灾害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复杂的因果链条相互作用。灾害法医学能够帮助我们在救灾中构建“关联网络”。

　　这种方法的推广却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救灾领域的知识体系尚未被系统化，许多执行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另一方面，社会对救灾的认知仍停留在“捐赠物资”的表层，忽视了科学评估与系统优化的重要性。

　　我曾尝试通过媒体传播这些理念，但发现公众更关注感性故事而非理性分析。这种传播困境让我意识到，灾害法医学的普及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社会认知的深刻变革。

　　郝南：“活着见证AGI（通用人工智能）接管救灾！”他大笑：“我和AI聊过4万字，它情绪比我更饱满。要是能训练出救灾AI，把我替代了才是真胜利。”